蒋煜在墨尔本的第二个月,收到了王诺诺寄来的包裹。
里面是那只小熊。
灰耳朵,红围巾。
围巾是新织的,针脚歪歪扭扭。
附着一张纸条:
“她在那边怕冷。”
他把小熊放在书桌上,正对着窗户。
窗外是墨尔本的盛夏,阳光很烈。
他拉下一半百叶窗,让光线柔一些。
那天下午他没去上课。
他坐在桌前,看着那只熊。
高二那年,他第一次注意到我。
不是因为成绩好,也不是因为长得好看。
是因为那只熊。
开学第一天,我把熊塞进书桌,塞不进去,用力往里顶,顶到一半卡住了。
我趴在地上拽了半天,满手灰,头发里都是毛。
他路过,蹲下来帮忙。
把书桌侧过来,熊就出来了。
我说谢谢。
他说不客气。
后来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。
只是每次他路过我们班门口,都会下意识看一眼那个位置。
三年后他把那只熊从王诺诺手里接过来。
它灰了,旧了,右耳有点歪。
他把歪的那边轻轻掰正。
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。
梦里还是高二,还是那只卡在书桌里的熊。
他蹲下来帮我。
我抬起头,脸上还蹭着灰。
“你叫什么?”我问。
“蒋煜。”
“我叫周恩。”我顿了顿,“周恩来那个周恩,少一个字。”
他醒了。
窗外的天还没亮。
他把那只熊抱过来,靠在枕边。
“我知道你叫什么。”他对着黑暗说。
“高二第一天就知道了。”
学院里渐渐有人知道他的事。
不是他说的。
是林老师在开学第一课,讲教育伦理时,用了那个案例。
没提名字。
只说,曾经有一个学生,非常想当老师。
她没能来。
但她把这份愿望留给了别人。
课后有人问蒋煜,那个学生是你什么人?
他说,是我朋友。
又问,是女朋友吗?
他没回答。
那学期他选了四门课。
有一门是《教育创伤与心理重建》。
教授是个白发老太太,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干了三十年。
第一堂课,她问:在座有人亲身经历过教育创伤吗?
教室里安静。
蒋煜举手。
教授看着他。
他说:“不是我。”
“是我爱过的人。”
教室里更安静了。
他没再说下去。
教授点点头。
“那我们开始上课。”
学期结束,他的期末论文题目是《规训与惩罚:民办矫正机构的制度性暴力成因》。
教授给了a+。
批注栏写着一行字。
“愿她的故事,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他把论文发给国内一个做口述史的朋友。
朋友问,能公开发表吗?
他说,能。
朋友问,署名写谁?
他说,周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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